【职教先驱】梁漱溟不仅是“最后一个大儒”，还是职业教育先驱

　　

个人简介：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1917年后，应聘于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辞去教职，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抗战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其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话》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
　　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主要理论：
 一、乡村教育理论：
　　（1）中国问题的症结：四个病症：“愚、穷、弱、私”。对于此种现象提出相应的措施。
　　（2）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是当时乡村建设。他分析说，中国自周代就已脱离了阶级社会，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对立，“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西洋近代社会的“个人本位”和“阶级对立”。
　　（3）为什么中国社会改良唯有走乡村建设之路？首先，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民生活在乡村；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理的根在乡村，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从农村入手；其三，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已被破坏得不堪收拾，乡村经济尤其陷于破产，中国如要从头建设，必须一点一滴从乡村建设起。
　　（4）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需以乡村建设为目标。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然已经严重失调，而教育的功能又在于延续文化而求其进步，为重新整理和建设中国固有的文化，不使失传，不使停滞，必须借助教育之功。同时，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是一个如何达到现代文明的问题，是一个如何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文化或者说是融取现代文明以求自身文化长进的过程。所以说，建设必寓于教育，乡村的进步，社会的改造。在乡村建设中，学校必然成为社会的中心，教员必然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乡村建设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二、乡村教育实施：
　　（1）乡农学校的设立。1931，在山东邹平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培养乡村建设人员，规划指导实验区的乡农教育，为寻求民族自救之路作了艰苦的探索。1933看开办了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分村学和乡学两级。从教育程度上，文盲和半文盲入村学，识字的成年农民入乡学；从行政功能上分，村学是乡学的基础组织，向学是村学的上层结构。其组织原则：其一，“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其二，学校式的教育和社会式教育“融合归一”。
　　（2）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乡农学校的教育从识字、唱歌的等最平淡处入手，课程分两大类：一类公共课程，如识字、唱歌等到普通课程和精神讲话，尤重后者。另一类，各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如学习植棉技术。总之，乡农学校的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
主要实践：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位耐人寻味的人物，他一生好用心思，淡于名利，始终注意保持—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性。他早年崇信佛法，后来倾心儒学，并以实际的社会活动来实践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在一部充斥着吵闹和争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投下了一个高大的背影。梁漱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独具个性的思考与探索，从事了大量的教育活动，形成了极富个人特色的教育思想。
邹平乡村建设的开展
　　梁漱溟一生经历从最初的功利主义，到青年时期的佛家思想，再到成熟时期的儒家思想，这三次思想的转变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实践的理论背景。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梁漱溟认为，中国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
　　1931年梁漱溟到山东邹平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根据当时中国乡村的实际状况，他认为只有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才能解决中国乡村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此，他师法古人将北宋时著名学者吕大林兄弟为了“化民成俗”而制定的“吕氏乡约”加以改造，创立了一种寓乡里组织于学校之中的农村基本社会组织——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而是一个地方自治组织。虽名为学校，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学校的功能，它是集政治、经济、教育为一体的综合组织，实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韩复榘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枝，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抗战中梁漱溟的宪政思想
　　1938年面对抗战爆发后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梁漱溟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认为抗战胜利，关键在于统一社会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抗日。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因此，一方面，梁漱溟奔走于各党之间，寻求国内合作与统一的道路，为组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而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
　　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他讨论政党问题和宪政问题的关键，民主势力的培养，是为了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而绝不能相反。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凭借时势，谋求社会内部统一，正是梁漱溟借助第三政治力量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的最重要的动机。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第一次到延安，和毛泽东谈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一，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二，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抗战必须依靠团结，但是这样的团结不能建立在党派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表面上的团结根基甚浅，而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造的基础上，这是民族自身的基本问题，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
　　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宪政在社会，社会的根基在乡村，而中国的抗战也最终必需依靠乡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今天进行的农村建设来说是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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