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年讲科技成果转化，却始终感觉推不动？这有点像烤红薯，外皮都焦了，中间还是没熟。”市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持续关注科技创新近10年，仍感觉一些关节未能打通。
去年11月，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超过2200家展商参展，上海各高校也展示了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的最新成果。 本报记者海沙尔摄（资料照片）
“为什么年年讲科技成果转化，却始终感觉推不动？这有点像烤红薯，外皮都焦了，中间还是没熟。”市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持续关注科技创新近10年，仍感觉一些关节未能打通。
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是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环节，创新链上“堵点”必须疏通。
代表委员建议，注重大科技目标导向，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体制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服务于经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转化“两头急、中间慢”
完整的科技创新链分为三个环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研究。目前，政府及科研单位等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着力点存在偏差，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觉得成果转化“可有可无”，在单位考核中“重文轻利”，这些都成为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快”的内部瓶颈。
市政协委员何祖华是中科院现代农业方面的专家，“目前的科研体制评价体系，还是以发表论文为主，缺乏以重大产品或技术革新为导向的顶层设计。”他介绍，目前的重大项目立项往往采用申报、课题评审、检查、考核、结题验收的形式，缺乏最终成果整合（产品）为导向的顶层设计与科技协同体制。
这也让他感到很可惜：上海许多科研单位产生了大量有重大产业化潜力的科技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往往停留在发表论文与专利申请层面上，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困难重重，没有充分服务于经济发展。
毕竟，科技成果直接向市场的转移转化，在高校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2012年开始，每年的科研经费超过25亿元，而专利成果的转移收入基本在千万元级的水平徘徊。刘燕刚觉得，在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上，整体的情况还处在“两头急、中间慢”的状态——领导和教授团队特别积极，但是由于从宏观政策具体化到实际的操作流程，确实需要一段时日，所以中间管理层的行动似乎还比较迟缓。
尽管如此，上海交通大学还是出台了8个文件和超过15个操作细则。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和探索，上海交大在成果转移转化数量和合同金额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增长。
何祖华建议，“依托科技创新中心，建立新的科研力量配置机制，将科研成果转化切实纳入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考核体系，从政策和收益上鼓励科技人员兼职企业服务与成果转化，在成果收益和税收政策上向一线科技人员倾斜。”
不能等到有了产品再投钱
前不久，国际种业巨头孟山都和何祖华联系，表示对他们的一项新成果很感兴趣，愿意投资进行后期研发。这让何祖华心生感慨，“外国的企业对科研成果的重视程度很高，这一点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国内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深度参与科技成果的研发、转化。”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关键人才是院校及研究所科研人员，而最具创新活力的主体是民营企业。然而，何祖华感觉却是，民企“非常谨慎”，参与科研的热情不高，一方面是因为资金和人才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国内企业更倾向于看到成型的产品再投钱”，这恰与国外企业的做法相反，“国外科研机构将专利授权给大型公司进行研发，甚至一开始大公司就介入。”何祖华认为，国企具备雄厚的实力，应该成为科技转化的主力军。
不过，在刘燕刚看来，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动力不足、民营企业能力有限”还是比较普遍的状态。在上海这个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环境下，进一步大胆探索提升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和动力，应该成为政府下一步更加关注的方向。
“要让科技创新人员与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及创新资源对接。”市政协委员林凯文认为，要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给予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科研人员更宽松的政策，鼓励他们走出去创业，创新成果可以与院校及研究所分成，或者走出去，与民营企业灵活的创新机制对接。
刘燕刚则建议，“把科技转化纳入科研院校考核范围，加强国企改革提升创新动力，把科技服务业作为产业来进行培育，在转移转化人才方面独辟蹊径，再加上定期的、专业化的督导，五项工作一起发力，才有可能真正完善整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链条，形成闭环。”
政府应该积极承担创新风险
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三者之间，应该是个良性互动的关系。那么，政府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市人大代表、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表示，一方面，市场要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政府也不能缺位，要有所作为。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该跨前一步，成为创新风险的积极承担者。
在李跃旗看来，在创新链上，基础研究这个环节相对比较薄弱，为此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该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政府也可以推一把，让创新更为顺畅。他介绍，杨浦区域内集聚了复旦、同济等10余所知名大学和百余家科研院所，经过多年创新积累，目前，全区共有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余家，每年孵化大学师生创业企业200至300家，初步形成了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去年10月中旬，由杨浦和上海双创投资中心发起、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设立的上海双创孵化母基金正式成立，规模达20亿元。“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就能四两拨千斤，更好地发挥政府资源和社会资金的效用。”杨浦区政府正在通过“基金+基地”的运作模式，为创新创业团队和中小企业提供越来越好的融资环境，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双创发展。
不仅要给钱，更要给政策。林凯文认为，应调整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导向，将政府工作重心转向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高专利质量、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上，完善科研项目承担单位成果转化的考核机制，改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评估机制，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政策，调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促进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基础研究恰恰是政府应该大力扶持的领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何祖华建议政府应加强对重大原创性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尤其是那些世界领先、可能产生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有广泛应用前景的项目，例如量子通信，不仅科学理论价值巨大，而且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他说，“理想的状态是，如果有合适的项目，国家应该给科研团队5到10年的持续财力支持，科学家可以挑选实力雄厚的企业及早参与研发，这样就打通了创新链的所有环节，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无缝衔接。”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