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召开。丁薛祥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纳入统一战略框架统筹推进。
2026年9月，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召开。丁薛祥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纳入统一战略框架统筹推进。这是继党的二十大将“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写入报告、国家相关规划将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上升为战略任务之后，全国教材工作迎来的又一次全局性部署、系统性升级。
本文所称“本源”，并非抽象哲学追问，而是指职业教育教材作为“育人之器”的根本依据：它究竟为谁育人、育何种人、如何育人，以及由此决定的类型定位与开发逻辑。
此次会议释放的最强信号，藏在“统筹”二字之中。职业教育教材被正式纳入国家教材顶层设计版图，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同向发力、同等站位。这并非政策文本的措辞微调，而是职业教育教材角色的历史性位移，从长期依附普通教育体系的“参照者”，转变为以独立主体姿态参与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建构者”。从“被动适配”到“主动建构”，从“依附跟进”到“自主发力”，这场身份转换带给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不仅是战略地位的跃升，更是一场关乎本源的本体追问：职业教育教材究竟是怎样一种“育人之器”？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宏大叙事中，它承载着何种不可替代的育人使命？
政治属性、战略属性、人民属性并非彼此并列的标签，而是统一于“育人”这一根本：政治属性解决方向，战略属性解决格局，人民属性解决立场与路径。“三主编”制度的构建、体系化建设的推进，正是三大属性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落地路径。
职教教材不是技术说明书，而是国家育人重器。唯有回到这一本源，才能真正理解从“参照者”到“建构者”的角色位移。
一、教材不是技术清单，而是国家意志载体
教材承载国家意志，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国家事权。这一判断在基础教育领域早已凝聚为广泛共识：语文教材的选文取向、历史教材的叙事框架、思政课程的价值架构，直接参与塑造青少年的精神底色，深刻影响文化认同与民族未来的走向。
然而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种认知偏差长期存在——职教教材不过是技术操作的说明书、工艺规程的汇编册，只需罗列操作要点、讲清技术规范，与价值引领无涉。
这种认识局限，在于将技术从人的世界中剥离出来，将工具从使用工具的人身上抽离出去。从技术知识论看，技术知识不仅包含操作规则，也内嵌价值判断、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每一双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完整的人，而每一个人的操作行为都受制于其精神世界的价值坐标。
职业教育每年培养输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是产品质量的最终把关人，是技术创新从图纸走向车间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一本职教教材的叙事方式、一则实训案例的价值倾向、一段职业精神的话语表达，都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青年学子对“何为好工匠”的最初理解，播撒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种子。
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对职业教育而言，绝非外在于技术教学的政治标签，而是技术教育本身无法回避的价值根基。技术为谁服务、工艺承载何种责任、职业伦理支撑什么样的社会发展，这些技术本身无法回答的本源性问题，恰恰需要在教材的叙事中自然生长出来。
当前，中职思政、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已实现全域覆盖，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每一位职教学子在技能成才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精神世界的规范塑形。据公开报道，国内首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职业教育大学语文教材正式面世，更是教材价值赋能从理念走向实践的生动注脚。当编写者走出纯技术思维，让每一个技术案例的选择、每一种工艺流程的叙述、每一位工匠形象的塑造都成为价值传递的载体，教材的政治属性便从抽象的制度原则转化为润物无声的育人实效。
教材不是技术清单，而是国家意志载体。这一判断，必须成为职教教材建设的首要共识。
二、教材不能慢于产业，而要贯通产教
如果说政治属性回应了“为谁培养人”的根本立场，战略属性则直接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时代之问。丁薛祥副总理强调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这一论断在职业教育领域有着最为深切的现实关切。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赋能经济的战略价值，最终要落实到教材这一核心载体之上。
当前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面临一个日益尖锐的结构性矛盾：产业技术迭代的节奏越来越快，新工艺、新装备、新标准层出不穷，而教材从编写、审核、出版到推广的周期相对固定，产业变革与教材更新之间的“时间差”正在扩大。当智能制造已在车间普及，教材仍在讲授传统工艺路线；当数字化转型全面重塑产业版图，教材中的操作流程已成“过去时”。这不是编写者不努力，而是产业高速运行与教材稳态更新之间固有的结构性张力。
教育部相关改革文件将教材定位为“要素联动的中间枢纽”，这一表述的深刻之处在于精准揭示了教材的战略坐标：向上承接专业建设与能力图谱的系统设计，向下对接一线课堂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日常实践。教材不是孤立于育人链条之外的某个环节，而是贯通人才培养全链条、弥合产教之间结构性鸿沟的核心连接装置。“十五五”职教教材建设提出的“强化导向性、提升操作性、兼具衔接性”，既是对教材工作的具体要求，更是破解产教脱节、畅通育人路径的制度化方案。
强化教材的战略属性，核心命题在于推动行业“五新”——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装备——持续进入教材内容。从育人维度考量，是为了让学生习得前沿技术能力而非滞后知识；从产业维度审视，则是为了缩短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适应周期，降低企业的再培训成本，提升整个产业系统的人才供给效能。职教教材本质上充当着产教融合的“转化器”角色，将产业一线的零散实操经验和前沿技术标准，转化为系统化、可教学、可考核的育人内容。据公开信息，教育部统筹建设的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教材，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正是立足产业前沿、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质性布局。
教材不能慢于产业，而要贯通产教。这既是战略属性的要求，也是职教教材赢得学生、赢得企业、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三、教材不是教师本位，而要为学生而编
如果说政治属性定方向、战略属性定格局，人民属性则要回答一个更朴素的问题——教材究竟为谁而编？“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丁薛祥副总理用这八个字凝练了精品教材的育人标准，也为职业教育教材提质增效锚定了根本的价值方向。
这里的“人民属性”，在职业教育教材语境中，既指以学生发展为本、服务学习者成长，也指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群众高质量就业需求。
回望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传统，一条清晰的路径贯穿始终：教材编写遵循的是“教”的逻辑。知识如何系统呈现、章节如何合理编排、概念如何精确定义，这些问题的回答者始终是教师和学科专家，而教材的真正使用者——学生——却被长期排除在教材设计的对话之外。其结果值得警惕：教材越编越厚重，学生越来越读不懂；知识体系越来越“严密”，课堂氛围越来越沉闷。部分来自一线的反馈表明，一些职业院校学生认为教材“看不懂”“用不上”“与就业不搭边”，这些声音指向同一个症结：教材建设中“人民属性”的长期缺失，是育人本位在编写过程中的深层偏移。
“人民属性”在职业教育教材语境中的落实，至少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其一，教材要“可读”。职教教材不是学术专著，不需要堆砌晦涩的概念和繁复的理论推演。它需要用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方式、认知节奏来呈现专业内容，让技术知识有温度、有场景、有代入感。
其二，教材要“有用”。学生有权知道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未来从事的职业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教材必须拆除“学”与“用”之间那道无形的墙，让学生看得见知识的应用场景，而不是把全部内容封装在一个“将来或许有用”的黑箱里。
其三，教材要“可信”。教材的说服力不来自序言里的庄严承诺，而来自内容本身与产业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让学生看到教材所教的内容与真实岗位的需求高度吻合，他们才能真正信任知识的力量，信任学习的价值。
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的推广，本质上是“人民属性”在教材形态上的系统性回归。活页教材以灵活拆装的方式快速吸纳产业新规；手册教材以任务驱动的逻辑构建“做中学”的学习路径；数字教材则将生产场景、工艺流程、操作规范进行数字化复刻与呈现。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数字教材，将动车组整车调试的试验大纲转化为系统化的教学任务序列，每个任务配有真实企业的操作案例。教材在课堂上呈现出的变化令人振奋：学生手中拿的不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知识堆砌，而是从真实任务到解决方案的学习路线图。教材从服务“教”的工具，转变为赋能“学”的载体，这一转变，恰是人民属性最朴素的表达。
教材不是教师本位，而要为学生而编。这一转变，是职教教材从“参照者”走向“建构者”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四、教材不能院校独编，而要三方共编
教材建设的价值定位与育人成效，最终要靠制度机制来落地。丁薛祥副总理提出的“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为新时代教材工作构建了完整的制度框架。
在职业教育领域，教材提质最关键的突破口在于开发机制的重塑。教育部相关文件推行的“三主编”制度——企业技术专家、学校专业带头人、行业权威专家共同担任教材主编——表面看是编写团队结构的优化，深层看则是教材开发权力格局的系统性重构。
传统教材开发以院校教师为绝对主导。教师的长处在于通晓教学规律、熟悉学生认知特点，但短板同样明显：对产业前沿的技术细节缺乏一手经验，对车间现场的操作逻辑缺少切身体认，对企业岗位的真实需求停留在“听说”层面。其结果是教材在“教学适用性”上得分尚可，在“产业对接度”上差距明显。“三主编”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让三种力量各安其位、各展所长：企业技术专家立足一线实操经验，解决教材“脱离实践”的问题；学校专业带头人立足教学规律和学情特点，解决教材“水土不服”的问题；行业权威专家立足全局视野和技术演进趋势，解决教材“理念滞后”的问题。三者之间需要明确权责边界、利益协调、版权归属与审核机制，防止“挂名主编”或责任虚化。
多地校企协同的实践探索，已经验证了这一制度安排的实际效能。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深耕校企共建机制，《现代连铸生产技术》全部内容源自真实产线、经过现场实操验证，每一项工艺参数都有据可查，教材与产业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缝对接。常州联动百余所院校和企业协同研编，推出《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优质数字教材，配套丰富的情境化微课、交互式任务链和虚拟仿真资源，引入AI教学工具，全面升级育人效能。河北、常州等地的实践表明，“三主编”制度正从政策文本稳步落地为课堂实景，成为职业教育教材高质量建设的制度基石。
教材不能院校独编，而要三方共编。唯有让产业一线、教学一线、行业前沿三种力量真正拧成一股绳，职教教材才能既接得住产业，又教得会学生。
五、教材不能单本拼盘，而要系统建构
教材建设从来不是一个个单点项目的零散叠加，而是需要系统思维统摄、整体布局推进的战略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丁薛祥副总理的要求中，“体系”二字正是当前教材建设最需要发力的方向。
所谓“体系”，意味着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必须超越“一本一本单独编”的散点状态，建立起涵盖国家规划、省级配套、院校选用、动态更新的完整层级结构，形成覆盖编写、审核、出版、选用、评价、迭代的全流程治理架构。据公开信息，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已启动“十五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方案的研制工作，这标志着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正从阶段性项目驱动迈入常态化制度驱动的新阶段。同时，应健全教材评价标准、退出机制、数字教材准入与选用监督制度，使“体系”不仅有层级，更有闭环。
所谓“中国特色”，要求职业教育教材必须扎根中国产业实践，构建自主可控、适配本土工匠成长规律的教材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教材已实现一级学科全覆盖，而职业教育教材的“原创性”有着更为鲜明的产业特质：它的知识来源不是书斋里的文献推演，而是车间里的工艺沉淀；它的逻辑起点不是概念体系的自洽，而是岗位能力的现实需求；它的检验标准不是论文引用率，而是毕业生在职场上的实际表现。职业教育教材的“中国特色”，凝练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之中，沉淀于大国工匠技艺传承的真实历程之中。
所谓“高质量”，要求教材必须经得起课堂检验、岗位检验和时代检验的三重考核。行业企业人员是否深度参与开发、典型工作场景是否有效转化为教学内容、教材是否实质性地用于企业人员培训——这些硬指标直指“实用、管用、好用”的核心目标。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教材的系统规划与建设，正是高质量导向下的标杆实践。
教材不能单本拼盘，而要系统建构。唯有从“一本一本编”走向“一层一层建”，从零散项目走向闭环治理，职教教材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教材是无声的良师，亦是育人的重器。职业教育教材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技能，更是职业伦理与行业标准；服务的不仅是课堂教学，更是产业发展与强国建设。一本优质的职教教材，承载的是一个产业的技术规范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意志。
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教材建设从教育的幕后走向战略的前台。对职业教育而言，这是一次类型定位的再巩固，是一次育人使命的再升华，更是一次质量建设的再动员。从“参照者”到“建构者”，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唯有回到育人本源，方能承担类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教材虽微，关涉匠才培育之大计；笔墨虽轻，承载产业未来之重托。职教教材不是技术说明书，而是国家育人重器——唯有回到育人本源，方能从“参照者”真正走向“建构者”，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筑牢坚实而深远的根基。
（作者系现代职业教育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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