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始显老态”的中国与“还很年轻”的印度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因总人口老化导致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引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总人口年龄结构匹配度的供需失衡问题呢？
现象之二：比照“始显老态”的中国与“还很年轻”的印度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因总人口老化导致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引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总人口年龄结构匹配度的供需失衡问题呢？
依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5）》的统计数据，2015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为17.2%，印度为28.8%；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为16.8%，印度为9.8%；2015年中国人口的中位数是37岁，印度的中位数为26.6岁。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速度上都远高于印度。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的始终。2001—210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可分为快速老龄化（2001—2020年）、加速老龄化（2021—2050年）、重度老龄化（2051—2100年）3个阶段。其中，2001—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平均每年将新增5%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从事人口政策研究十余年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易富贤认为，中国经济在1978—2011年间能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然而，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关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发现，到2014年，中国以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调查数据显示，总劳动力中，15～29岁的低龄劳动力占33.07% , 30～44岁的中龄劳动力占32.80% , 45岁及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占31.86%。
按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13.4亿，0～14岁人口为2.2亿，15～59岁人口为9.4亿，60岁及以上人口为1.8亿。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抚养的人口共4亿（0～14岁及60岁以上）。而在15～59岁适龄劳动人口中，15～19岁的青年人口约为1亿，20～24岁的青年人口约为1.3亿。假定15～19岁的1亿人中，一半即0.5亿不就业而上普通高中；20～24岁人口中，有一半即0.65亿读完高职或专科后在24岁就业，那么9.4亿适龄劳动人口中，15～24岁年龄段里约有1.15亿青年适龄劳动人口未就业，真正的适龄劳动力只有8.25亿在就业，由此得出总抚养比（实际劳动力/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的结果令人震惊：8.25÷4≌2，即1个需抚养者由2个劳动力分担，社会负担极大。
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缺口研究》报告指出，按照“低龄—中龄—高龄”的年龄分布，我国劳动力从1978年的“33%—42%—25%”结构转变为2010年的“23%—44%—33%”。低龄劳动力亦即青年劳动力的比例减少了10个百分点，高龄劳动力比例则增加了8个百分点。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15～24岁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最明显的群体，2006年这个群体有1.2亿人，到2020年将下降到6000万。劳动力结构中，中高龄劳动力增加趋势明显，整个劳动力趋于老化。特别是，24岁左右的大学生在服务业就业的可能性很大，去做一线工人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这将使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15年后45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将占劳动力总量的一半。按萨泊理论，这已进入职业维持期，缺乏创新活力了。无疑，相比“年老”的中国，“年轻”的印度的人口优势及其青年劳动力的规模优势，今后将更加明显。
由此，不仅从青年劳动力的角度，而且从总劳动力的角度，由于青年劳动力的数量和总劳动力的数量“双下降”的速率过快，若减少或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必将导致就业年龄高移，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青年劳动力整体下降的趋势，使得“生产型”人口减少，进而极大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反思之二：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劳动力层级结构供需适配的诉求
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我国劳动力层级结构的失衡。因为从近期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我国层级适宜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非适宜层级劳动力的供给却有余。亦即我国当前新增劳动力中，中级劳动力供给不足，高级劳动力的占比偏大。这是一个涉及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教育层级的匹配度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若将人才大致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话，那么，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劳动力结构，呈“金字塔型”，其顶部最小，中间次之，底部最大，需要大量没有接受或仅经过初步的职业教育或培训的非技术、非技能型的初级劳动者。从劳动一资源密集型向技术一资本密集型转变是第一次工业化，其后进入工业社会。此时劳动力结构呈“葱头型”：金字塔的底部开始萎缩，中间层次扩大，接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技术型、技能型的中级劳动者增加。而从技术一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一人才密集型转变是第二次工业化，其后进入知识社会，此时劳动力结构呈“橄榄型”，即“葱头型”结构的底部进一步萎缩，顶部适度增加，中间层次却依旧继续扩大。虽然高级劳动者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对中级劳动者的需求却依然旺盛。所以，确保以培养经过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技术型、技能型的中级劳动者的中等职业教育以相当规模，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工业发达国家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图4）。
世界经合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2016年教育一览》指出，经合组织成员国25～64岁的劳动力中，高校毕业者为35%，高中毕业者为45%，初中及初中以下者约24%。特别是，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已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并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国家中，中等层次的技术工人、初中级的管理人员，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的份额依然接近50%。欧洲职业教育中心（CEDEFOP）2008发布的关于欧盟25国1996—2020年劳动力层级结构的预测报告指出，2020年欧盟25国，初级劳动者占19%，中级劳动者占50%，高级劳动者占31%，中级的比例依然高达一半。而在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中，除技术员以外，占主要地位的产业工人基本上都是技术工人。发达国家产业工人中，高级工所占的比例高达35%，中级工为50%，初级工仅占15%。尽管有一小部分发达国家开设了一些相当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机构，以培养高层次的职业型劳动者，但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结构来看，对中级劳动者的需求还是将近半数。这意味着以培养中级职业劳动者为目标的中等职业教育，仍然占据主体位置（图5）。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4亿人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5.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39%从劳动力结构中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初中毕业者占比最高，为46.97 %，加上2.93%的劳动力没上过学，两者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约50%。尤为严重的是，自2012年7月以来，我国劳动力参加过至少5天以上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仅为9.13%，只有11.75%的劳动力曾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只占4%,具备普通技能者占20%，无基本技能者占到76%。
与此同时，在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下的劳动力占据总劳动力一半的情况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则在逐步增加。始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在21世纪前10年里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增长，劳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4.66%上升到了2010年的10.05% ,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2016年8月31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受国务院委托，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所作的《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2015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852所，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为3647万人，比2010年增长17.5%；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40%，比2010年增长13.5个百分点，已经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人口普查数据还表明，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如果将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及普通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生，视为劳动力的初级、中级、高级3个层级的话，那么依据受教育程度来划分，我国劳动力层级结构的比例大致为50:40:10。显见，中国劳动力结构依然是一个金字塔型或正三角形的结构，大量的初级劳动力构成金字塔底部。而占据总劳动力40%的中级人才，主要来自高中阶段或相当于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意味着，在整体上，我国仍呈现为尚未实现第一次工业化，或处于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的中期的劳动力的层级结构。
总之，如果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其结果将使得中级层次的职业训练缺失，从近期的发展现状来看，这将导致人力资源结构中，一方面占最大比例的初级劳动力无法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中级劳动力进入高级劳动力行列，最终引发中级劳动力缺位，使得因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层级结构的匹配度偏离而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就是说，近期将出现适宜层次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据此，出现了第二种博弈。
博弈之二：劳动力受教育层级的提升与劳动就业率的下降，引发“一升一降”的博弈。
这里指的是，如果减少或取消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这个教育类型，放弃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若不算近千万城镇已登记的失业者，“十三五”时期城镇就业劳动力将年均新增1500万人以上。这将导致，一方面，中级劳动力稀缺会出现持续的“技工荒”。新增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初级劳动者，主要是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者约300万，占新增劳动力约20%，因其未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技能不足，在劳动市场被边缘化，致使该群体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每年大学毕业生约750万，占新增劳动力“半壁江山”，尽管其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但自身素质和技能与产业结构演化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每年约25%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之前不能找到合适岗位，部分长期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
研究表明，因“技工荒”出现的“招工难”，与同步出现的大学生、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的“就业难”这“两难”并存的现象，前者反映的是中级劳动力需求有余、供给不足，而后者反映的是高、初级劳动力需求不足、供给有余。学历提升就业率却下降，学历不足（初中及以下）就业率也下降，一旦失去了长期保持高就业率的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中级人才，将使我国劳动力的层级结构成为“哑铃型”甚至更加危险的“沙漏型”结构。由此，在“双重下降”叠加效应的影响下，从发展的现状来看，这“一升一降”的博弈，将助推中级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恶化，尤其是高级劳动力就业率的下降意味着“过度教育”的现象开始显现，使得我国劳动力结构与教育层级结构因匹配度偏离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将更加严重（图6）。
基于此，必须确保人力资源及其劳动力的层级结构科学合理，即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只有强调教育的层级结构与其需求劳动力层级结构的匹配，才能保证就业率的稳步提升，进而为经济发展的升级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就业环境。
新增劳动力的总就业人数为新增高级、中级和初级劳动力就业人数之和，其关系可表述为：
新增劳动力就业人数M=新增高级劳动力（Δ1）×就业率（Nl）+新增中级劳动力（Δ2）×就业率N2+新增初级劳动力（Δ3）×就业率（N3）
公式可表示为：M=Δ1×N1+Δ2×N2+Δ3×N3
显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移导致的就业率（N1）下降，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足引起的就业率（N3）下降，亦即当就业率N1和N3都下降时，只有保证就业率N2，亦即新增中级劳动力就业率上升，才能发挥其调节杠杆作用，否则国家整体就业率就将下降。
这意味着，若取消中等职业教育，本来就业良好且占据新增劳动力30%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将不去就业而是升学，届时若仍以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计，那将导致新增劳动力的绝大多数为高校毕业生，从而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情况已经出现，2015年新增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为765万，2017年将增至795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已成为一个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如果“十三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基本保持在Δ1+Δ2+Δ3=1500万人而相对稳定的话，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的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有3个方面的应对措施或选项：一是降低职业的就业门槛，目前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已取消70%以上；二是加强高校的应用转型，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三是确保中等职业教育的相当规模，以增加适宜的和适龄的中级青年劳动者的数量，同时，提升新增初级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不仅可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可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构建强大合理的劳动力结构的支撑平台。
文章来源：
[1]姜大源.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思考(连载一)[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09):21-36.
作者简介：
姜大源（1946— ），男，湖北武汉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课程建设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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